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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艰苦的反“清乡”斗争
      日期:2012-9-26 14:59:48      

范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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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征夫(1920年6月—);江苏扬州人;1937年12月参加革命,1941年3月入党;时任丹阳延陵区区长兼武工队长;曾任上海市市人委办公厅主任、副秘书长;上海市政协秘书长、统战部副部长。

  我是1937年12月参加参加革命的,今年92岁,党龄也有七十多年了。我这一生碰到过无数次的困难与挫折,这也是对我人生的考验,其中最严重的是反“清乡”斗争,靠的就是理想和信念支持,最终取得了胜利。

  1943年我是丹阳县政府的秘书,日本鬼子在苏南茅山“清乡”以后,原来的县长调走,组织上把我这个一介书生留下来坚持斗争。我是共产党员,就要服从命令。地点在丹阳的延陵中心区,离丹阳15公里,20多万人口。我任区长并兼任武工队队长。当时我们只有7个人、2支半枪。我有一支驳壳枪;我的副区长兼武工队副队长朱祖武也同样有一支;这个半支枪是指区的军事股长有支土造的短枪,只能一发一发地打,不能连发。在主力部队撤出延陵地区后,整个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在我们延陵区周围敌人建有“梅花桩”式的据点12个,敌人有2000多人。我们年纪都很轻,我只有23岁,军事斗争经验也不丰富。地委书记对我说:你们的任务是“三反”,就是反投降、反特工、反封锁,不要和敌人硬拼啊。

  清乡开始,来势非常凶猛。这个地方离南京很近,是敌人的心腹地区,敌人十分疯狂,一定要把我们剿灭掉。1943年1月5日,敌人出动3000多人进行大扫荡。对大扫荡我们有办法对付,就是你到东、我到西;你到南、我到北,他就扑空了。接下来3月份是清剿,这比大扫荡还厉害。清剿就是几个据点的敌人同时出动,把一些村子包围起来,一家一户搜查。他们知道我们大部队已经走了,也知道武工队长是范征夫,还出了布告,能够抓到我的,赏十万伪币;我们一个战士投降给5千伪币。如果老百姓掩护我们被查到的话,庄子就要烧掉,还要杀人。我们好几次被鬼子包围在村子里头,靠群众掩护才脱险。有一段时期我们7个人吃也吃不上,觉也睡不上了,老百姓家里又不能去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到哪个村上,敌人就来,他们就烧老百姓的房子和杀人。有一件事我还记得很清楚,有一位叫顾腊根的乡干部就是为了掩护我们被敌人抓去了,被吊起来打,要他交代武工队的下落,但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活活打死。1943年的3、4月份,那段时间我们非常艰苦,我们开了个党小组会,7个人中只有4个党员。我们做出了三条决定:第一是不进村庄;第二是不住民房;第三是不吃民食。我们就住在破庙里头,住在坟山堆里,还有芦苇荡里,就是河里长芦苇的地方,下面是水,我们把头伸在上面。这时候我们真是饥寒交迫,老百姓看到了我们这么危险,看到我们这些人骨瘦如柴,他们心里也难过。老百姓就动脑子、想办法,老百姓的智慧是很多的。他们采取祭祖宗、祭土地老爷的办法,白天带点小馒头、带点糕,去上香祭土地老爷,实际是给我们吃的。有时在坟头上祭祖,放点糕也是给我们吃的;再放几条破棉絮在那里,给我们夜里御寒。老百姓这样来帮助我们,我们是非常感动,感到老百姓真是我们的亲生父母啊,所以我一辈子对鱼水深情从未体会得这么深,如果没有老百姓,不要说我们都要被敌人打死了,就是冻也冻死了、饿也饿死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在延陵地区,我们共产党员二面旗帜不能倒。第一是共产党的旗帜不能倒,如果我们走了,这里就没有共产党了。第二是新四军的旗帜不能倒。我们这7个人代表着二面旗帜,凭什么力量来支撑我们呢?我听老红军讲过,红军长征以后,留下南方八省三年游击战争是如何的艰苦,敌人是怎么封锁,靠的是对党的信念,最后胜利总是我们的。当时我们对形势分析,认为这是黎明前的黑暗,鬼子是垂死挣扎、最后一搏,它的时间是不会很长的。我们咬紧牙关,坚持斗争,渡过黑暗,黎明就来了,我们就胜利了。地委书记也曾给我讲过,你们实在坚持不住就到南京城外的江宁县一个药铺来找党。我当时想,如果撤退出来还算共产党员吗,我们要坚决坚持下去。

  到了5月份以后情况稍为好转了一点,敌人兵力抽走一部分,我们就集中起来活动了,上面交给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反伪化、反汉奸、反特工啊。头一次活动地点是我们群众基础比较好的包甲村。我们正在那里找保长、甲长开会,征收公粮,还没讲几句话,鬼子就进村了,大概有几十个鬼子,一挺轻机枪。鬼子一进村,汉奸大喊:不许走。怎么办!我们不走就要被俘虏。我们手里握着枪,但不能打,一打鬼子就要烧老百姓房子。我们就跑,副区长在我前面,敌人机枪一梭子打过来,子弹从我身边擦过去,把副区长身上打了四个洞,我们就赶紧滚到旁边麦田里去了,我把衣服撕下来包扎止血,买药给他止痛,只好请老百姓连夜把他送出“篱笆”。后来有人向我们报告,说我们这次活动是被贡坤坤告密,他是延陵宪兵队长前田的干儿子,他准备担任柳茹镇的镇长。这个人过去我做过他的工作,现在当了汉奸,敲诈勒索,抓我们的军属、抗属、共产党员,群众痛恨得要死。我就带了张国荣等几个队员,晚上悄悄的到镇上。因为有带路,所以进去的时候,狗都不叫。张国荣敲门称我们是延陵宪兵队的,前田队长找你有事。贡坤坤一听,赶紧披了衣服,点了煤油灯出来。一看到我,就感到完了,马上跪在地上叫:区长饶命。我说,你认贼作父,干了很多坏事,人民政府今天要依法处理你。他连叫:饶命饶命。我们队员就把他像死猪一样拖出去,解决了。并且留下一个大布告:贡坤坤认贼作父,迫害百姓,敲诈勒索,特别是报告了武工队的住址,使我们遭袭击,应该予以严惩。接着,我们又打死几个特工,缴到几支短枪,还到丹阳城门口抓了几个伪警察。这样,消息四面八方传开了。茶馆、酒店都在谈论,伸出四个手指说:新四军没有走啊,还在啊。你看,鬼子清乡清了半天,新四军没有被清掉,这些伪镇长、汉奸、特工都被新四军搞掉了。

  到了6月份形势好转了,我那时武工队已发展到十几个人,短枪也有十几支了。反“清乡”斗争这个时期是对我人生的严重考验,我从一介书生变成一个武工队队长,经常带了驳壳枪去战斗,到街上去打汉奸、捉特务,不能用枪打,就用剌刀捅。1943年6月22日,主力部队进入清乡区打延陵据点,延陵据点是敌人清乡指挥中心,我带头冲进去,取得全歼延陵伪军250人的大胜利。

  除了武装斗争,我们还做统战工作。当地还有二个汉奸头面人物。一个叫贡友三,是知名人士,他的儿子叫贡振钧是帮会头子,手下有几百个徒弟。当时延陵区伪区长好多人不敢干,他想干。我写信给他父亲贡友三,警告他立即阻止他儿子当伪区长,否则按“国法论处”。第二个人叫贡树荣,是国民党上校军官,有上千亩土地,他要当伪自卫团长。我就带了人上门找他,吓得他连连保证说:决不当伪职。一个伪区长没敢干,一个伪自卫团长没敢干。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延陵地区的伪化就基本上制止了。事后很多伪乡长、伪镇长都写信给我,说自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为抗日政府做点事。

  到了10月,我们又进行了反封锁,火烧竹篱笆。就是地委在茅山顶上举火为号,茅山的各个县,镇江、丹阳、句容、金坛等几个县一起出动,包括我们这个县,一起去烧竹篱笆,大家同时烧,一下子火像火龙一样的腾空而起,半天映得通红,大家真高兴啊。一把火就把竹篱笆全烧了,这就是鬼子清乡最后的标志,被搞掉了。我们苏南区党委书记江渭清在回忆录上说:苏南茅山地区的反清乡斗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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