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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见蒋介石
      日期:2012-9-26 15: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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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平,1911年11月出生出生,云南大姚县人;1937年7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1月入党;1951年8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青委副书记、华东团工委副书记、代书记;1953年任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党组负责人;1978年任华东师范大学(当时名为上海师范大学)党委第一书记;1983年4月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兼任

  秘书长、党组副书记;1985年离休。现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顾问。

  

  按语

  这是一位富有民族和历史责任感的百岁老人,在其8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始终站在历史发展的潮头,栉风沐雨,不屈不挠,斗志昂扬,恪尽职守,对祖国和人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以至整个人生。以下是施老革命人生中精彩的一段。

  

两见蒋介石

  

  浙江大学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从1935年12月10日至1936年1月20日,这40天对社会、对国民党和蒋介石都发生了巨大的震动,迫使蒋介石亲自到“浙大”和学生谈话。这次谈话是我们斗争的一大胜利;同时,蒋介石既然能来校了解情况与我们学生谈话,对他也是有影响的。

  蒋在来校之前,先作了三项部署,为他的来校作准备。首先,在10天前,教育部副部长雷震来校“视察”,企图压服学生。其次,教育部命令“浙大”成立以教务长郑晓沧为主席的“校务委员会”,我们认为这是与学生会对立的。再次,教育部发来电报,要开除浙大学生会主席施尔宜(施平)、杨国华,立即受到全校同学的一致抵制。

  1936年1月20日,大雪初停,校园内寒气逼人。上午8时左右,蒋介石突然来到学校。他带着省保安司令宣铁吾、杭州市警察局局长赵文龙和几个随从。几辆汽车进校后,在文理学院门口下车,由郑晓沧迎入校长公舍会议室。蒋介石敢于轻车简从地进入抗日风暴激烈的浙江大学,和学生直接见面,可算是有点胆魄的。蒋进校时,我们正在开会,直到有同学来报告,才知道。这太突然了,办公室空气顿时紧张、严重起来,预感一场不同寻常的暴风雨即将来临,但没有一个表现惊惶。我们镇静地在暴风雨来临前的一瞬沉静中等待着。

  不一会儿,就有人来通知,蒋院长“召见”学生会主席施尔宜、副主席杨国华,要立即前去。我们几个学生会常委简单地交换了几句意见,没有时间作分析讨论了。蒋的来意不善,不去也不行,就去见见他,看他怎么说。我们是爱国的,怕他什么,我和杨去了。

  校长会客室里,正面中间坐着蒋介石,左右两边紧靠的是宣铁吾和赵文龙,显然是“护驾”姿态。屋里是郑晓沧以及校务委员会常委、几名知名教授。蒋对我们不客气,没有请我们坐,气势汹汹、开门见山地对着我高声说:“施尔宜,你鼓动学潮,破坏了学校正常秩序,你要马上恢复学校秩序,恢复上课!”(他只对我说,不对杨说,也许是想进行分化。)我回答说:“我们抗日救国,要求政府抗战,要求政府罢免校长郭任远,是爱国爱校的,是全体同学的意见,要我恢复上课,我办不到。”他打断我的话,大声吼叫:“你是学生领袖,领袖说的话,下面就要服从!”我还是重复我的话:“我办不到。”于是他对我威胁、恐吓,怒骂我:“你是坐过‘反省院’的共产党,你出来了,又在这里鼓动学潮,捣乱。”我立即打断他的话说:“我们教务长坐在这里,我自从进校以来,哪天在哪里,他都知道,可以作证,我不是共产党,没有坐过‘反省院’,我只是一个纯洁的爱国学生。(这是当时搞爱国运动的学生,为抗拒国民党以‘共产党’罪名而任意逮捕的说法。)”蒋见对我威胁扑了空,没有再说话。就在此时,有人进来报告,学生已在大礼堂集合,请院长“训话”,蒋借此下台阶收场。

  礼堂里站满了同学,而且队列整齐。蒋介石身穿黄呢中山装,没有皮带和肩章、领章,光头上没有戴帽子,嘴上的胡须说明他是中国的希特勒。他首先给台下学生一个“恨铁不成钢”的“下马威”,似骂似爱地高声说:“同学们,我们浙江的弟子们,你们看看自己的身体,穿着大衣,戴着帽子,围着围巾还冷的样子。(大雪初停,礼堂没有门窗,寒气袭人。)你们说抗日,上前线,你们的身体行吗?我没有穿大衣,没有戴帽子,你们敢脱掉大衣、摘去帽子,和我在天井里立上四个小时吗?你们这样的身体能上前线吗?”蒋来过“下马威”后,才转入“训话”正题。大意是:你们都是浙江的子弟,现在各地学生都在吵吵闹闹,说要抗日,抗日岂属易事?都反对我,你们也反对我,你们让我丢面子,所以我要亲自和你们谈。你们太年轻,不懂军事,意气用事。你们要懂得,打仗必须有准备。日本是个强国,不准备好足够的实力,现在就打,很快就会亡国。我们浙江是文化之邦,你们要很好学习先圣先贤,要学习岳武穆,学他的至理:攘外必须先安内。共产党是心腹大患,不剿灭共产党,内部不安定怎么能对外打仗?你们还要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现要我们就是要生聚、教训,在力量准备好之后,我一定对日作战,收复失地。你们只说收复东三省,这够吗?国家现在就是要安定,你们不懂这些道理,却捣乱秩序,还要赶走国家任命的校长,太不像话了。你们救国的准备,就是刻苦读书,学好本事,以本事报国。你们要听我的话,马上停止闹风潮……如此足足讲了一个多小时,全场静静的没有反应。

  蒋介石离开礼堂后,我立即走上讲台,正在驳斥蒋的讲话,一个同学匆匆跑上台递了纸条,说是他的人还在礼堂,不要讲了。条子引起我的警惕,讲了几句后,我宣布:全体代表到学生会开会。大家认为蒋介石的讲话,没有什么新的内容,还是他的老一套。会议一致决定:不理睬蒋介石要我们恢复学校秩序、恢复上课的意见,救亡运动照旧进行,不复课、不解散纠察队,继续罢课、驱郭、驱李,不达目的不休止。

  第二天下午2时左右,学校里开进一辆黑色轿车,教务长通知我和杨国华,蒋院长要立即见我们。我和在场的代表匆匆商量了一下,即使凶多吉少也得马上去。车子驶到西湖边一座洋房别墅门前停下,大门上有“澄庐”二字。进会客室坐下后,蒋介石出来了,与昨天判若两人,昨天红脸,今天白脸。好像家长对小辈拉家常,说父母把你送来浙江上大学,是很不容易的,要好好读书,才对得起父母等等。听说你们还没有复学上课,回去后要照我的话去办。又说:我像你们的父亲一样,校长是我请来教你们书的老师,老师若是不好,做子女的应该向父母讲,老师真的不好,会给你们另请一位的,你们直接和老师吵闹,要赶他走,这就没有礼貌了。还说:你们都是优秀青年,前程远大,在学校里要好好读书,等等。

  隔天下午,郑晓沧匆匆来到学生会办公室,面色恐慌地说:蒋院长刚才来电话,施、杨两人回校后仍不遵照执行,继续罢课。他现在命令:施、杨两人立即离开学校,若再有违抗,马上解散浙大。

  我们立即召开代表紧急会议,讨论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命令”。会上群情激昂、议论纷纷。我表示要十分冷静地分析考虑,不要出大差错。什么是万全之策,讨论了很久,会上也没有人提出我和杨应该立即离校。我听了大家的意见,反复考虑后说,现在要保住学校,保护同学的人身安全,只有我和杨两人离开学校,如果蒋下令解散,就来不及了。蒋的“命令”只是要我们两人离开学校,没有同时提出要我们停止抗日救亡运动,恢复上课,不赶走校长。我们两人离校也只是个形式,我们住到外面去,一样可以和学校联系,参加讨论问题和决定问题。这不是屈从于蒋,而是斗争策略。大家听了我的分析,也认为这是唯一可行的。会议结束后,我住到西湖附近的“清泰旅馆”,和学生会保持密切联系,有时我住的旅馆房间,成了学生会办公室。

  两三天后,听说蒋介石已“满意”地离开了杭州,我和杨就回到了学校。为了怕引出新的问题,我们形式上辞去了学生会主席、副主席职务,但我仍出席一切会议,参与决策,我仍起到可以起的作用。

  蒋介石怎样“满意”的,是真是假还是别的原因,我们很难知道。但那天报纸上作了报导,大意是:在蒋委员长的伟大精神感召下,浙江大学历时40多天的学潮已经停止。这是蒋介石自设的下台之阶,他要面子,对我们也有好处,我们的斗争策略完全成功。随着全国学生抗日救亡运动走向低潮,浙大运动坚持到寒假,也转入低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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