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认识逐步深化，形成了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它包括民生建设、社区发展、社会管理、社会安全、社会组织的培育等内容；社会建设理论的提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建设理论。

　　一、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形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彻底纠正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开辟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认识也日益重视，逐步形成了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关于社会建设的观点，尽管这时党的文件里还没有直接提出“社会建设”这个概念，但是，这些观点却涉及到了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第一，指出我国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落后，基本特征是发展不平衡，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之间的矛盾，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是经济建设，这是一个大局，一切其他的建设都要服从这个大局。第二，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①]社会主义本质揭示了社会主义就是要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是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第三，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第四，强调安定团结和稳定压倒一切。第五，提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文明建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观点。第六，提出培养“四有”新人的目标。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形成后，对社会建设的认识更进一步深入，逐步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目标。第一，强调人的全面发展。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建党7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时第一次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的目标，并由此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系统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时，提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第二，强调人民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大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历史任务时,明确把“社会更加和谐”同“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更加殷实”[②]联系在一起。第三，提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有机结合起来，“社会可承受度”的提出，表明党开始从理论上对社会建设领域予以关注。

　　在新世纪，根据国内外新情况、新矛盾、新经验，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领导集体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理论，形成了关于社会建设的基本理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从富强、民主、文明发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位一体。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五个统筹”的原则“协调好改革进程的各种利益关系，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着眼于我国基本国情，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及时化解各种矛盾，确保社会稳定和工作有序进行”[③]。科学发展观的提出，为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方法。

　　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在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任务时，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完善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④]在2004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又进一步提出了包括以人为本、调整收入分配、积极扩大就业、努力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理顺分配关系、加快社会事业发展等若干任务，表明中央已从社会建设的意义上思考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5年2月21日，胡锦涛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20次集中学习时，着重提出了加强社会建设的问题。他指出：“做好任何一项工作都离不开理论指导，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建设一样，我们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因而尤其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加强理论研究。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并用来指导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要加强对我国历史上关于社会建设理论的研究，按照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要求，努力做到古为今用。要注意研究国外社会建设理论，借鉴其积极成果。”[⑤]至此，社会建设正式被中央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提上了议事日程，使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中国共产党领导全体人民共同建设、共同享有的和谐社会”等一系列新论断，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系统化、理论化。同时《决定》把一系列关于社会建设的概念第一次写入中央文件，如“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社会政策”、“社会心态”、“社会认同”等，并明确提出要“着力发展社会事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动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协调发展”，“更加注重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发展社会事业”。[⑥]从中可以看出，党对社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水平，已经形成了关于社会建设的系统理论，并且对社会建设有了一个完整的规划。

　　二、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科学内涵

　　“社会建设”这一概念是随着“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而逐步在党的理论系统中明确的。社会建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和实现途径，“社会建设”中的“社会”和“和谐社会”中的“社会”涵义是有区别的，前者是狭义的，后者是广义的。本文所说的社会建设，主要是指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良性运行，动员社会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发展社会事业，健全社会体制，培育社会组织，完善社会功能，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思想文化建设及整个社会系统协调发展创造有利的社会条件。30年来，党对社会建设的认识不断发展、深化，形成了社会建设的理论。它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民生建设。根据中国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在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中国社会建设的重点是改善民生。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文化大革命”这场浩劫把国民经济推上崩溃的边缘，解决温饱问题是改革开放初期党所面对的最大民生问题，党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让农民生产积极性发挥出来，解放农业生产力，农业获得了飞速发展，为解决温饱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接着，改革从农村向城市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取得进展，农村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城乡商品经济繁荣起来。分配方面，整个社会政策取向是：打破平均主义、拉开收入差距、引进竞争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改革使人民生活开始从温饱走向比较富裕。

　　随着改革的深入，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民生问题呈现新的态势，主要集中在这样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环境保护、公共交通等公共资源短缺，公共服务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上学贵，看病贵，住房贵，出门行路难，生活环境污染严重。二是收入差距过大，农民收入增长较慢，社会转型期国家法律、政策、规章、制度、体制等方面存在的漏洞导致少数人依靠手中掌握的社会优势资源而迅速暴富。

　　因此，根据党的十七大部署，民生建设重点围绕这些方面：一是增加公共产品，提高公共服务。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改革和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积极促进就业，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制，努力解决中低收入阶层的住房困难。二是切实促进社会更加公平正义。调整和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改变社会分配不公的局面；要努力保障和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和结果公平。三要保护弱势群体。保护弱势群体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保护和改善弱势群体的生存和发展关系社会和谐能否实现，关系到小康社会目标能否达到。四是加快新农村建设，提高农民收入，改善农民生活质量。

　　搞好民生建设，对于确保社会公正与社会和谐、维护社会安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保障社会可持续发展，进而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社会管理。胡锦涛总书记早就明确指出：“只有建立起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建设体制，才能形成与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秩序相协调的社会秩序。”[⑦]社会建设要通过具体的社会管理制度来实现。政府是社会管理的主导者，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参与者。在发展市场经济中、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我国政府正逐步转变职能以适应社会建设的要求，这就是：政府集中抓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社会管理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中关键是社会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的完善。在社会系统中，制度、体制及其运行机制都是起基础性作用的要素。党关于治国理政的一系列决策要落实到实践中，需要有一整套成熟的制度、体制以及相应的运作机制。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方面需要重点完善这样几个问题：一是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完善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二是完善公共服务可持续的财政支持体制；三是逐步解决城乡二元分割的公共服务制度差别；缩小并最终消除城乡差距；四是完善公共服务的多元社会参与机制和有效的监管机制。从我国现阶段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出发，我们要增强改革创新意识，积极研究社会建设和管理的规律，从上述几方面加大社会体制改革力度，逐步建立起一套政府调控机制同社会协调机制相联、政府行政功能同社会自治功能互补、政府主导作用同社会积极参与互动的社会发展和建设体系，形成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对全社会进行有效覆盖和全面管理的社会服务和管理体制。

　　第三，社会安全。目前我国在发展中出现了许多社会矛盾和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2008年云南、贵州、广东、甘肃接连发生冲击政府机关甚至打砸烧政府部门的恶性事件，广东、福建、重庆等地出现出租车司机集体罢运事件。这些群体性事件被少数不法分子利用，造成极坏影响，严重危机社会安全，给广大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损害。实际上，现阶段的社会冲突是“利益的冲突”，大都是由于我们不能有效协调各个阶层、各个群体的利益引起的，总结经验教训，在维护社会安全方面我们应该注意这样几个方面的建设，一是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对群众不满进行合理疏导。二是健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工作机制，完善信访工作责任制，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调解等方法，依法及时合理地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维护好广大群众的利益。三是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引导人民群众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自身利益诉求、解决不同社会阶层、不同群体的利益矛盾，自觉维护社会和谐。四是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和社会危机干预机制。对转型期社会公众的心态、情绪、公共舆论等情况及时收集、分析、预测，及时把握影响社会安全的因素消长趋势，及早制定应对方案，及时干预，防患与未然。

　　第四，社区发展。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原有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解体，农民摆脱了公社体制的束缚，大批农民离开土地，进城打工。城市里国有企业改革，市场经济的发展，大批职工下岗、转业。这样，整个社会人群流动加快，计划经济体制下单位对社员、职工的生老病死包下来的制度不存在了，单位组织解决社会问题的职能日益弱化，而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社会管理方式正经历从“单位”到“社区”的转变。人们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大大增多，社区日益成为加强社会管理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平台。

　　第五，社会组织的培育。社会组织是一个社会组成的细胞，在当今世界，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化程度的重要标志就是这个国家社会组织的多寡，参与社会组织的多寡也成为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尺度，因为社会组织越多，社会民主越容易推进，人民的利益越能得到保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组织开始逐步建立，这些社会组织是在政府部门帮助下建立的，大多和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联系在一起，独立性不强，这种状态使得社会组织难以发挥维护人民群众权益的职能。加强社会建设，需要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而人民群众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需要一个有效途径，因而大力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成为必要，这也是我国加强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维护人民权益、推进人民民主的需要。加强培育社会组织有助于保护公民的权益，在推进依法治国的民主政治建设进程中，社会组织将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的意义

　　中国共产党对社会建设的提出和重视,拓展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指明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重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我国传统文化中充满着内容十分广泛的社会建设思想，早在古代，中国哲学就主张社会应该“和而不同”，《国语》里面就有“以他平他谓之和”的说法。孔子主张“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汤、尧、禹、舜、文武、周公之道就是强调以礼治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就是儒家文化中关于社会建设与管理理论。墨子也主张通过社会建设与管理达到社会和谐，他提出“兼相爱，交相利”，提出“尚贤”、“尚同”、“节用”、“非攻”。孟子描绘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理想社会。这些丰富的社会建设理论可以为我们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提供传统文化的借鉴与支撑。在近代，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民生”这个理念的，他提出三民主义，强调民族、民权、民生，他的民生主义主要就是关于资本和土地两方面，他认为要避免外国那样的社会问题，中国可以通过“节制资本”、“实现耕者有其田”来解决，就可以实现社会公正、公平。孙中山反对贫富差距过大，他曾经说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时，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为当代社会建设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文化资源。

　　第二，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在批判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基础上创立的，马克思、恩格斯毫不留情的揭示了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局限性和理论缺陷，特别指出他们没有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矛盾，也没有找到实现社会变革的正确途径，结果只能陷入空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战略策略，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飞跃。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作出了科学设想，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中有着丰富的社会建设理论，但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都没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因而他们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是有限的。而列宁在领导苏维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时间较短，来不及做更多的理论创造和理论总结。

　　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中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前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找到中国开展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全部现成答案，而必须结合实际，通过实践的探索来不断地加以解答。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这一重大课题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实践，积累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经验和教训。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已有经验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通过艰辛的社会实践和理论探索，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

　　第三，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不断取得新认识和新进展。党的十七大创造性地提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并把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由基本目标和基本政策构成的基本纲领，社会建设理论进一步回答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社会建设理论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社会建设理论为我们纠正过去片面强调GDP、单纯强调经济指标的做法提供了指导，3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单靠经济建设无法解决我国当前众多的社会矛盾，需要社会建设去解决。从社会建设理论的这些意义来看，它极大的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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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2、江BsK9-B-P6B&LtiKbR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HHmbrgMJpUjBEZmAmmt主义事业新局面》，人民出版社CO eJidPs68mRE #2002年版，第19页。

　　3、《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P44EP+kZ7CMcu7xt@-g0CUisnf3iqB^@rI(yQk-T!1oMSf3BA7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I!vdvRbA7Qy6m843DnFUUMc)QPi8Voyk$IOtjK-J)VyVMz03年10月22日。

　　4、《中共中央关于加FPpQ%zizGp4qM%hfcHMW7sA4d zz XC3n2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人民日报》)LnZtALYws)》》2004年9月27日。

　　5、胡锦涛：《%P 4Al&4qQKH KCM*Ow8$FZx0UKjxoe Tkv3ct加强调查和研究，着力提高工作本领，把和谐5lA$RTq+!yhTs g^w6IrC)PIOE^tH9%o@ uEV社会建设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人民日报》MRj(Q+(+2mcZk0la5kIx8dAEq)2005年2月23日。

　　6、《中共中央+)5VgxMkGZSJ0jdP79e0lM!N#euX#yUraNa8Aj33WC)fslG016k)O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H-gg定》，《人民日报》2006年10月19日。

　　7、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