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范老，听说您在1986年从上海市政协和市委统战部的领导岗位退下来，一直忙于参加编史、修志并写回忆录，能否作些概括性的介绍?

　　答：早在退下之前，我就和老伴“约法三章”：一不经商；二不担任经济组织的顾问；三不打牌，让晚年宝贵时间尽可能做些有意义的事情。也许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准备，刚退下，我就接受原市委副书记陈沂同志之邀，参加《当代中国的上海》上下两卷的编纂工作；紧接着，中共上海党史征集办公室主任江怡又邀我为编写《上海组织史》“帮忙”。上述两部书稿经过大家的努力在1991年完成之后，想不到编纂出版《上海政务志》的任务又接踵而来。这样前前后后一千就是17年，可以说，我这个新四军老战士是“站好最后—班岗”。

　　问：能否请您介绍一下《当代中国的上海》的编纂情况?

　　答：《当代中国》丛书是经中央批准编著出版的恢宏巨著，旨在总结和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和发展的过程和经验，分为五大类，共二百多卷，向全世界公开发行。其中第四类是地区性的，全国各省市各负责一卷。《当代中国的上海》上下两卷的编纂工作是在市委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共120多万字。陈沂为该书主编，还有7位副主编，我是其中之—。《当代中国的上海》共有四篇，第一篇是绪论，第二篇是经济建设，第三篇是文化建设，第四篇是政治建设。陈沂同志指定我负责第四篇的编纂工作。它包括中共上海地方组织的建设、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各级人民政府、人民政协、民主党派地方组织、工商联、政法工作、外事工作、工会、青年团、妇联、侨务、宗教、民族工作等等。应该说这一篇政治性比较强，是比较难写的，但经过各有关部门编写同志的8年辛勤劳动，终于完成了任务。北京的《当代中国》丛书总编辑部派专家到上海来一起推敲定稿。他们对《当代中国的上海》评价是：写出了上海特点，实事求是，比较客现地反映了上海解放后40年的发展历程，大的事件，来龙去脉比较清楚……特别令人高兴的是，江泽民同志为该书题辞——以史为鉴，继往开来，建设新上海。朱镕基为该书作序。该书于1993年出版，向全世界发行。

　　问：那部两卷本的《上海组织史》您也花了不少心血吧?

　　答：这部史书的一卷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组织史资料》，另一卷是《上海市政府系统、地方军事系统、统一战线系统、群众团体系统组织史资料》。正当我参加《当代中国的上海》一书工作的同时，市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江怡找我，说是中央组织部和中央档案馆及有关部门要上海编写组织史资料，她说我对上海历史情况比较熟悉，要我帮忙，参加讨论，提提意见。于是我们口头“协议”，不挂名义，只是帮忙。但是1987年4月5日市组织史领导小组开会，当时担任市委副书记的吴邦国兼任领导小组组长，他在会上宣布我为市组织史编辑组顾问，并在《上海党史资料通讯》上作了报道。就这样，我由“帮忙”变成了“顾问”。因此，参加他们讨论的会议越来越多，可以说这两卷组织史的编纂工作全过程，我基本都参加了。两卷书稿，前后5年，数易其稿。在大家共同努力下，终于在1991年9月交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由上海新华书店内部发行。书稿的后记里还特地加了一句，我是协助审稿人之一。这说明我这个顾问，还算是干了一点实事的。

　　问：您参加编纂的《上海政务志》是一本什么样内容的志书呢?

　　答：早在1986年夏，我从一线退到二线时，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吴云甫找过我，要我参加上海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工作。我说，我已参加《当代中国的上海》一书的工作，分身乏术，希望他谅解。5年之后，上海地方志制定规划，要编纂上海的110部专业志。而关于上海党、政工作的两部志书，则列在前面。1991年5月，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主任、原市委书记处书记钟民召集了一次会议，讨论《上海政务志》工作，我也应邀参加。当时，关于人选问题有两个方案，第一方案是市府秘书长万学远提出，由我任主任；第二方案是我提出，请万学远领衔。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后来钟民同志建议请万学远把两个方案报请当时的市委、市府负责人核定。这位负责人在5月24日批示，同意第一方案。过了几天，在市政协举办的一次联欢会上，他又亲自对我说：征夫同志，《上海政务志》的文我已批了，你就上马吧！1 1991年6月4日，市政府办公厅发出通知，正式建立《上海政务志》编纂委员会，由我担任主任，市府的李开亚、市人大的余宝林为副主任。我就和他们一起“招兵买马”，共同来“白手起家”了。

　　关于《上海政务志》的编纂，本拟在这部志书中设人大、市府、政协和上海旧政权四篇，后经多次讨论并报市领导同意后，—一分为四，把一部政务志分成《上海人民代表大会志》、《上海人民政府志》、《上海人民政协志》和《上海旧政权建置志》，工作量很大。

　　问：这四部书稿的编纂，称得上是一项大工程，您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少吧?

　　答：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修志的工作条件，如：人手、经费、办公用房等。这些有市政府、市人大、财政局等单位支持，很快就一一解决。二是修志的编纂业务，曾遇到了几个棘手问题：缺少经验，缺少资料，对质量的保证也缺少把握。参加修志的100多位人员当中，包括我在内，都没有修过志。这也难怪，因为新中国成立后从未进行这项工作。而布置到有关单位去写的初稿，尽管我们再三说明志书的体例格式和写作要求，但有些单位还是照老习惯写成工作总结之类文件，缺少志书的味道。这就需要进行培训，请专家讲课，也需要在实际工作中反复摸索。有些志稿，写了十多稿，还要修改。由于“文革”中各单位的档案资料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资料不全一度成为修志的“拦路虎”。面对这样的困难，我们采取三个办法解决：一、派人到档案馆去查阅资料，编写出大事记。二、从已出版的史料中，摘录我们所需要的内容，并多方比较鉴别。像上海解放时，国民党政府的代理市长赵祖康先生向陈毅市长办理移交的史实，我们就以赵祖康本人写的回忆录为基础，并参考其他资料写成，这就比较符合当时的客观事实。三、请教熟悉第一手情况的老领导。如：为了准确而如实地记下陈毅同志在上海解放初期的职务，我们先查阅厂他自己填写的履历表，表上只写“副书”两字。经请教当时担任华东局组织部领导的胡立教同志，才搞清楚进入上海时，陈毅同志是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副书记，1949年8月后任第二书记，1950年1月，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分开，陈毅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类似这样求证的事例还很多，确保了志稿内容的真实。

　　问：范老，听说您在参加上述8部书稿的编纂工作之外，还编写了其它书稿，请一并谈谈。

　　答：上面8部书稿的定稿，字数共600多万字。但每部志稿要反复讨论，一次又一次审稿修改。前前后后，审稿总量就有好几千万字。我平均每天大约就要看一万字以上的稿件。在8部史稿之外，我还先后主编了《统战与民主》、《陈毅颂》两部书，撰写了自己的回忆录《为了美好的明天》和诗词集《征夫吟草》。

　　问：您坚持修志写书17年，“离而不休”，真不容易，是什么力量支持您这么去干的?

　　答：退下来的17年里，我参加了上述8部史志的编纂工作，精神生活还比较充实。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新四军老战士，应该继续战斗；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为党的事业作出微薄的奉献。我在晚年与艰苦的文字工作结缘，可以说是人老了还在学“吹鼓手”，编史修志这类工作，我以前从没做过，是个道道地地的“门外汉”，一切需要从头学起。我除了自己埋头自学，还向写史修志的同志学习。也许是参加这方面工作，有些劳累吧，老伴说我头发脱落了很多，眼睛也更加老花了。1999年2月，我还突发过一次心肌梗塞症，经医生抢救，才转危为安。但病愈之后，我又继续工作。我认为晚年能为人民为党做点工作，是一种莫大的愉快。2002午1月22门，陈良宇同志对我们修志工作写过这样的批示：十年修志，百年昭世。上海政务志编委会出色的完成任务，感谢大家的辛勤劳动。这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鼓励和安慰。回顾退下来的17午，我有一首五绝表达我的心情：“老骥原归枥，闻召又尾随。十七鞍未卸，苦乐痴心知。”